智能時代,教育如何從“認知外包”中突圍

　　教育必須堅守思維啟蒙的根本使命，使學習者既能駕馭智能系統，又能保持對技術理性的批判距離
　　
　　新年以來，以DeepSeek（深度求索）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憑借強大的深度思考能力和廣泛的技術應用平權，引起各行各業的持續震蕩，并加速融入生產生活各領域。教育作為人類啟迪思想、鍛造思維、傳播知識的重要路徑，自然是人類智能與人工智能交織、碰撞最為激烈的領域，也是人類捍衛其主體性的最重要關口之一。現實中，學界和業界對于人工智能應用于教育的審思與爭辯從未停歇。“AI（人工智能）幻覺”“黑箱效應”“數據偏見”等問題隨著人工智能普及而不斷顯現，更加劇了人們對認知外包的遲疑和反思，引發了對智能時代教育意義和范式的深度探討。
　　
　　所謂認知外包，指的是人們將原本由人類大腦獨立完成的知識存儲、邏輯推理、決策判斷等核心思維活動，系統性轉移至數據庫、算法平臺、人工智能等外部系統的過程。這種認知讓渡不僅體現為表層的信息檢索，更涉及認知活動中人類主體性和思辨性的抽離。從歷史演進的角度看，人類有利用工具延伸自身能力的傳統，從石器到銅鐵再到機器，從龜甲到紙張再到代碼……工具所延伸的部分由肢體向大腦不斷逼近。一定程度上，認知外包是我們面對知識世界急劇膨脹時，站在個體認知能力極限下的必然選擇，隱含著人類進化的某種方向。
　　
　　認知外包在人機智力協同中增強了人類處理復雜事務的整體能力，逐漸引發了人類記憶硬盤化、思維插件化、決策外包化等前所未有的認知模式的結構性變革。
　　
　　教育與認知緊密相連，當知識存儲、邏輯推演、決策判斷等核心認知功能逐漸由人腦讓渡于智能系統時，教育這一傳承人類文明的核心機制必將面臨前所未有的解構與重組。這場變革不僅關乎技術應用層面的調整，更觸及教育本質的哲學根基，引發對思維主體性、知識建構方式和教育價值取向的深層反思。尤其在人類對外包后認知的產生機理理解尚不透徹的過渡階段，教育正在人與機、教與學、內與外、得與失的彷徨中艱難抉擇。以DeepSeek為例，縱然研發者在算法層面設置了重重壁壘以規訓其遵循法律、道德等人類基本倫理秩序，但在錯綜復雜的應用場景中，依然會出現諸如信息編造和內容杜撰等“AI幻覺”。人工智能模型出現的“黑箱效應”則超越了我們的理解邊界，挑戰著人類在知識生產中的主體地位。未來，人們定難接受當人工智能應用于教育時，人類因自身的認知局限在真假莫辨中失語。
　　
　　當前，人工智能與教育的融合仍以淺層次應用為主，且人工智能應用于教育的體系架構尚未完全建立。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到認知外包是人類適應智能時代知識社會演化的必然選擇，同時應高度警惕并積極應對認知范式變革即將帶來的系統變革。教育作為捍衛人類文明主體性和延續性最重要的關口，在這場人機認知博弈中，既不能固守前技術時代的浪漫主義，也不能滑向技術決定論的深淵。它需要在技術增強與思維鍛造間建立平衡，通過重構認知生態守護人類思維的詩意與鋒芒。破解認知外包產生的困局，需要教育重新錨定人類思維的獨特性：既在機器擅長的確定性領域進行認知協同，也在模糊性、價值判斷等人類專屬領域強化主體能力。通過設置必要的“認知摩擦”環節，磨礪知識內化過程中人類的心智能力，維系人類思維的進化張力。更重要的是，教育必須堅守思維啟蒙的根本使命，在技術環境中培育思辨能力和價值理性，使學習者既能駕馭智能系統，又能保持對技術理性的批判距離。
　　
　　（作者系揚州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副研究員）